历史起源方面：彩礼确实是中国传统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制度，特别是纳征之礼[^1][^13]。最初的彩礼如玄纁束帛、俪皮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男方对联姻的郑重承诺，而非单纯的经济交易[^13]。但秦汉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聘礼逐渐金钱化，沾上了买卖婚的色彩[^13]。

国际比较方面：婚姻支付习俗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表现形式各异。印度实行高嫁妆制度，女方承担全部婚嫁费用[^5]；伊朗则是男方承担主要费用[^5]；肯尼亚等国也存在类似的彩礼习俗[^5]。嫁妆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记载，说明这一习俗的古老性[^14]。

学术理论方面：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彩礼有多种解释理论，包括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婚姻交换理论等[^15][^20]。阎云翔的研究揭示了彩礼从家庭间交换向新娘个人财产的转变，反映了个体能动性的增强[^20]。

现在我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欧洲嫁妆制度的详细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下彩礼的真实作用、以及现代社会中彩礼变迁的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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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入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我已经获得了充分的信息来回答用户关于彩礼的所有问题。现在我将整理这些研究成果，撰写一份详尽的报告。

📝 开始撰写最终报告

彩礼的传统、功能与现代转型：一项深度社会文化研究

彩礼作为中国婚姻制度中一个复杂而持久的文化现象，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六礼"制度，并在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中不断演化[^1][^13]。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比较世界范围内的婚嫁习俗、分析现代法律规制与社会观念变迁，试图全面解答彩礼的来源、传统普及性、使用边界、对等关系、现代必要性及真正作用等核心问题。研究发现，彩礼的本质已从最初的象征性礼仪演变为承载多重社会功能的文化符号，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与变革，深刻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个体与家庭的张力，以及法律与习俗的互动。

彩礼的历史源流：从周礼到现代的千年演变

西周奠基：礼仪象征与婚姻担保的双重起源

彩礼的制度化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确立的"六礼"婚姻程序[^13]。这一制度设计并非简单的财产转移，而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其中"纳征"环节即为彩礼的核心体现[^23]。根据《仪礼·士昏礼》的记载，西周时期的聘礼主要包括"玄纁束帛、俪皮"，即黑色和浅绛色的丝帛各一束，以及一双鹿皮[^13]。这些物品的选择绝非随意，玄纁两色象征黄昏时分，呼应"婚"字古作"昏"的意象，而俪皮则代表男子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13]。由此可见，早期彩礼的核心价值在于象征意义与婚姻承诺，而非经济交易。

西周时期的彩礼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上层贵族在玄纁束帛、俪皮之外，还需加赠玉器，如玉圭、玉璋等，以彰显身份等级的差异[^13]。这种等级化设计体现了周代礼制将婚姻纳入社会秩序整体框架的企图心。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期的彩礼金额并非随意确定，《唐律》中甚至对不同阶级的彩礼数额作出严格限制，超过限制即被视为"逾制"，可能招致法律惩处[^1]。这一规定表明，古代法律试图通过规制彩礼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防止财富的无序流动对社会结构造成冲击。

从功能角度看，西周时期的彩礼兼具婚约担保与婚姻证明的双重作用。根据《唐律疏议·户婚》的规定："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23]这意味着一旦女方接受聘财，婚约即告成立，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若男方悔婚，不得索回彩礼；若女方悔婚，则必须返还彩礼并可能面临刑事处罚[^13]。这种制度设计将彩礼转化为一种婚姻担保机制，通过经济利益绑定来确保婚约的稳定性，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婚姻神圣性的高度重视。

汉唐演变：从礼仪到财婚的渐进转变

汉代是彩礼制度从礼仪象征向财产属性演变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出现了"聘礼三十物"的复杂体系，包含羊、大雁、白酒、清米等多种物品，象征五谷丰登、衣食无忧[^1]。贵族家庭还会在标准聘礼之外增加金银首饰，以彰显财富与地位[^1]。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财富积累的增加，上层贵族率先打破传统礼仪约束，通过增加聘礼价值来展示经济实力，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攀比之风[^13]。

唐代在承袭汉代传统的基础上，对彩礼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与调整。与汉代聘礼的繁复相比，唐代的彩礼物品减少至九样，包括干漆、棉絮、阿胶、合欢、嘉禾等，每样物品都寓意夫妻如胶似漆、家和万事兴[^1]。这种精简并非对彩礼价值的削弱，而是更加强化了其象征意义的文化内涵。然而，唐代的"财婚"现象依然盛行，南北朝时期的旧士族因社会声望高而成为婚姻市场的热门对象，新兴富裕家庭不惜以重金聘礼与之结亲，这种现象被批评为"多纳货贿，有如贩鬻"[^13]。尽管唐朝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婚姻市场，规定官员纳征用币并按品级递减，但实际效果有限[^13]。这反映出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面前，单纯依靠法律规制难以改变深植于社会文化中的习俗。

宋元时期，彩礼习俗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宋代以茶代礼成为风尚，形成了"三茶之礼"，即订婚时的"下茶"、女方接受聘礼时的"吃茶"以及洞房时的"合茶"[^1]。这种变化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婚姻礼仪的文化创新，试图通过更为雅致的方式维系传统婚俗的仪式感。元代则融入了蒙古族文化特色，聘礼中开始出现牛、马等牲畜，同时延续了宋代的"三茶之礼"[^1]。这种文化融合表明，彩礼习俗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能够在不同民族文化交融中保持其核心功能的同时吸收新的形式元素。

明清定型：金钱化趋势与买卖婚色彩

明清时期是彩礼制度彻底金钱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聘礼"多半以钱财为主"，《婚事杂登》中记载的礼单包括"礼银六十四两，迎送彩银八钱，叩门彩银四钱，净增彩银六钱，掌翰礼壹两，迎书彩银八钱，物品若干"[^1]。根据购买力换算，六十四两银子约相当于现代人民币五万元，对一般家庭而言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1]。然而，这种金钱化趋势使得彩礼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大幅削弱，经济交易属性日益凸显。明清时期的聘礼除了现金外，还包括金银首饰、糕点、白酒等实物，这些物质财富直接流入女方家庭，形成了明显的财产转移效应[^1]。

从法律角度看，明清律典对彩礼的规定比唐宋更为系统和严格。《大明律》明确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23]。这一规定将聘礼从婚约成立的证明要件提升为婚姻订立的必备仪式，强化了彩礼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同时，明清法律加重了悔婚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女方悔婚需"倍追财礼"，即将聘财双倍返还男方，这种制度设计赋予彩礼以"成婚定金"的性质，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担保功能[^23]。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彩礼的失控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法律虽然规定了彩礼的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民间多有贫而无力娶妻者，"论财为婚"的风气使得婚姻沾染上浓厚的买卖色彩[^23]。这种现象揭示了彩礼制度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法律试图通过规范彩礼来维护婚姻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经济利益的驱动又不断突破法律约束，使彩礼沦为交易工具。这一矛盾在明清时期已经显现，并在现代社会中进一步激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演变：从"四个一工程"到"天价彩礼"

新中国成立后，彩礼习俗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1950年《婚姻法》明确禁止借结婚索取财物，但彩礼作为民间习俗依然广泛存在[^20]。与明清时期以金银为主的彩礼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彩礼被概括为"四个一工程"，包括床、脸盆、痰盂、热水壶等基本生活用品[^1]。这种变化反映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对婚姻习俗的改造，试图将婚姻从财产交易中解放出来，回归情感与共同生活的本质。

60年代的彩礼变为"三十六条腿"，涵盖衣橱、柜子、桌子、椅子、床等家具；70年代升级为"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1]。80年代的"四大件"包括冰箱、电视、洗衣机、录音机，90年代又扩展为"新四大件"，增加了空调[^1]。这一演变轨迹清晰地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彩礼的物质意义不断膨胀，而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则相对萎缩[^1]。

进入21世纪，彩礼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彩礼金额持续攀升，部分地区出现"天价彩礼"现象，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开始大力推行婚俗改革，倡导"零彩礼"新风尚[^28]。201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让"零彩礼"成为新风尚》，呼吁通过耐心培育和正确引导，使婚俗领域的价值观变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29]。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国家对彩礼问题的态度从默许转向积极干预，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引导重塑婚姻习俗。

世界范围内的婚嫁支付习俗：跨文化比较视野

亚洲模式：从印度嫁妆到伊朗双向支付

在亚洲文化中，婚嫁支付习俗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其中印度的高额嫁妆制度与中国彩礼形成鲜明对比。根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印度的婚嫁费用完全由女方家庭承担，这种习俗与种姓制度密切相关[^5]。在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妻子在婆家的地位与女方家庭操办婚事的规模紧密挂钩，只有"风光嫁女"才能保证姑娘在新家"站住脚""说上话"[^5]。这种观念导致女方家庭准备的嫁妆越来越多，婚礼排场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

更为严峻的是，高额嫁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印度政府早在1961年就颁布了《嫁妆禁止法》，并在1984年和1986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规定接受和索取嫁妆均属犯罪行为，可处6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监禁[^5]。然而，法律的执行效果有限，传统习俗依然顽强存在。2014年的报告显示，当年全国警方共收到8,455例与嫁妆相关的女性死亡报告[^5]。这一现象揭示了嫁妆制度对女性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也反映了法律与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习俗之间的巨大张力。

伊朗的婚姻支付模式则体现了另一种双向支付的特点。按照伊朗传统，男女双方都需要负担婚嫁开支。在城市地区，男方通常负责准备婚房、购置家具和轿车，并在订婚或结婚时送给女方一套黄金首饰或价值数十万人民币的上百枚足金金币[^5]。一旦离婚，这些金饰品归女方所有。与此同时，女方家庭也会为女儿准备家具、电器和生活用品作为嫁妆[^5]。这种双向支付模式在周边阿拉伯国家也较为常见，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对婚姻财产关系的特殊安排。

然而，伊朗的经济形势加剧了婚嫁负担。受国际制裁影响，2009年以来里亚尔贬值超过三分之二，每年物价上涨近20%，而公司职员平均月薪仅相当于人民币2,000-3,000元[^5]。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无论是买房还是购置黄金饰品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些伊朗青年选择缔结宗教婚约，自行商定婚姻关系的期限和成本，这种什叶派特有的制度为年轻人提供了规避传统婚嫁重负的替代路径[^5]。

非洲与欧洲传统：肯尼亚彩礼与欧洲嫁妆演变

非洲的婚嫁支付习俗与中国存在相似之处。在肯尼亚，彩礼被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补偿，金额通常在3,000至4,000美元之间，而当地年轻人年薪一般在1,500至2,000美元[^5]。这种经济压力导致许多年轻人推迟结婚，甚至产生"恐婚"心理。肯尼亚婚姻咨询师指出，沉重的经济负担使男性谈"婚"色变，而女性及家属则倾向于将彩礼视为爱情的证据和男方诚意的体现[^5]。这种认知差异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紧张关系，也反映了彩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功能变异。

欧洲历史上同样存在悠久的嫁妆传统。在荷马时代的希腊，嫁妆习俗出现在古典时期后期（约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人也遵循类似传统[^14]。欧洲嫁妆的核心功能是作为女性财产的提前继承，以确保其在婚后生活中的经济独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嫁妆被视为女儿继承遗产的提前支付，未获嫁妆的女儿可在父母去世后获得部分遗产[^14]。这种制度设计将嫁妆纳入家庭财产继承的整体框架，体现了欧洲国家在财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嫁妆制度的衰落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女性获得独立就业机会，经济地位提升，传统嫁妆的功能逐渐弱化。到了20世纪，德国等国家的嫁妆习俗已基本消失[^14]。这一演变路径与亚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现代化过程中依然保留了较强的婚嫁支付传统，但形式和内容发生了适应性的调整。

跨文化比较：彩礼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通过跨文化比较可以发现，尽管婚嫁支付习俗在不同文明中普遍存在，但其具体形态和社会意义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支付方向不同：中国、肯尼亚等国主要由男方支付给女方家庭；印度则由女方家庭支付给男方；伊朗等国实行双向支付[^5][^14]。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对婚姻关系中性别角色和财产流动的不同理解。

其次，支付性质各异。中国的彩礼最初具有补偿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的偿付性质，后逐渐演变为对新婚夫妇的资助[^20]。印度的嫁妆则更多是女方家庭为提高女儿在婆家地位、实现种姓跃升而支付的社会资本[^14]。伊朗的婚嫁支付则体现了伊斯兰教法对婚姻财产权的特殊规定，具有较强的法律保障性质[^5]。

第三，社会功能分化。在传统社会中，彩礼和嫁妆都承担着代际财产转移、家庭经济保障、社会地位象征等多重功能[^13][^14]。然而，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功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在欧洲，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和继承权保障，嫁妆的财产转移功能基本消失；在亚洲，尽管面临法律规制和社会批评，彩礼的资助功能依然顽强存在，但其形式正在发生变化[^20]。

彩礼的学术理论阐释：三种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对话

婚姻偿付理论：劳动力转移的补偿逻辑

婚姻偿付理论是解释彩礼现象最经典的人类学框架之一。该理论的核心前提是"偿付"，即男方家庭必须为女方的加入向女方家庭提供补偿[^22]。在这一解释体系中，女性被视为一种具有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礼物"，通过婚姻转移到男方家庭，为后者带来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2]。因此，彩礼被诠释为新郎家庭付给新娘家庭的费用，用以确认对新娘繁衍后代和家务劳动的权利[^20]。

中国当代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其对东北下岬村的长期田野调查中，为婚姻偿付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民族志证据[^20]。他发现，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实行从夫居制度，女性婚后离开原生家庭，其生育和劳动成果归属男方家庭，因此男方需要通过支付彩礼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13]。这种补偿逻辑在弗里德曼、克洛、帕里斯与怀特等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22]。然而，阎云翔同时指出，随着时代变迁，婚姻偿付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彩礼的接受者从女方父母转变为新娘本人，这使得传统的补偿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当代实践[^20]。

婚姻偿付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彩礼与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内在关联。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家族香火的延续者、家庭财产的继承者，并负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27]。相比之下，女性出嫁后即成为"外人"，不再为原生家庭承担经济责任[^27]。这种性别分工的不平等通过彩礼制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男方支付彩礼以获取女性的生育和劳动价值，女方家庭则通过接受彩礼来弥补养育成本和未来养老的潜在损失[^20]。

婚姻资助理论：代际财产的代内转移

与婚姻偿付理论强调群体间关系不同，婚姻资助理论突出新建立家庭在群体中的位置，强调代际关系在婚姻交换中的重要作用[^22]。该理论由孔迈隆等学者提出，认为彩礼与嫁妆本质上是一种代际间的资助，是双方父母为帮助新婚夫妇建立独立小家庭而提供的经济支持[^22]。在这一框架下，彩礼不再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是男方父母对子代家庭的财产转移。

阎云翔对下岬村的追踪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资助功能日益凸显。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向新郎父母索取高额彩礼，这些资金最终成为新婚夫妇小家庭的启动资本[^20]。阎云翔将这一过程称为"从彩礼到新娘财产的演变"，认为这标志着彩礼功能从"补偿"向"资助"的根本性转变[^20]。这一转变与家庭核心化趋势相一致：随着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成为常态，父母通过彩礼形式将家庭财产提前转移给子代，既履行了代际责任，又避免了未来分家的复杂纠纷[^20]。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甘肃L县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彩礼资助功能的具体运作机制[^15]。研究发现，当地彩礼平均价格从2000年的约1万元涨至2019年的18.8万元，涨幅近18倍[^15]。这笔资金虽然名义上支付给女方家庭，但绝大部分最终转化为新婚夫妇的购房款、购车款或生产经营资金，实质上是男方父母对子代家庭的直接投资[^15]。这种"大干折"的彩礼形式（将所有彩礼种类折合成现金）使新娘对婚事费用拥有直接控制权，彩礼事实上转变为新娘的个人财产[^20]。

婚姻资助理论的优势在于解释了为何在女性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的现代社会，彩礼习俗依然顽强存在。它为父母资助新婚家庭提供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合法性，使得财产转移能够在"遵循古礼"的名义下顺利进行。然而，该理论也面临挑战：当彩礼金额超出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导致父母背负沉重债务时，资助功能就异化为代内剥削，成为年轻人榨取父母积蓄的工具[^20]。

婚姻交换理论：姻亲关系的动态平衡

婚姻交换理论超越了单一的经济补偿或资助视角，将彩礼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该理论认为，彩礼和嫁妆都是人类学婚姻支付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分析框架，涉及姻亲家庭间的财物流动，象征着群体间姻亲关系的建立与维系[^22]。在这一视角下，彩礼不仅是经济交易，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吉国秀对辽宁清原镇婚姻支付变迁的研究为婚姻交换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22]。她发现，20世纪40年代以来，清原镇的婚姻支付从"偿付"向"资助"转变，标志着娘家与婆家关系的趋于平等[^22]。这种转变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明彩礼的数额和流向反映了姻亲关系的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中，彩礼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两个家庭相互试探、确立关系边界的过程，其结果直接影响婚后姻亲互动的模式[^25]。

婚姻交换理论还揭示了彩礼与嫁妆的对应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彩礼和嫁妆通常是相互匹配的，男方支付的彩礼与女方陪送的嫁妆共同构成新婚家庭的物质基础[^27]。嫁妆不仅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变相继承权"，更是提高女儿在婆家地位的重要保障[^27]。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媳妇在婆家的说话底气，是其在夫家地位的重要支撑[^30]。因此，彩礼与嫁妆共同构成了一种双向的财产流动，维系着姻亲关系的动态平衡。

然而，当代社会变迁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一些地区，彩礼不断攀升而嫁妆相对停滞，导致"有彩礼无嫁妆"或"彩礼高、嫁妆低"的现象[^31]。这种失衡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紧张关系，使彩礼异化为单纯的男方家庭负担，失去了原有的互惠性质。阎云翔指出，高额彩礼竞争背后是兄弟之间为各自小家庭争取资源的冲突，反映了传统家庭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裂痕[^20]。

传统社会中的彩礼实践：使用边界、对象与对等关系

彩礼的使用边界：从象征性礼仪到财产性交易

在传统社会中，彩礼的使用边界呈现出清晰的文化定义和法律规范。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聘财"不拘重轻"，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23]。法律对彩礼的具体形式并无严格限定，可以是钱币，也可以是物品，但明确排除了"酒食"等食物类消费品，认为其属于"供设亲宾"的共同消费，不属于聘礼范畴[^23]。然而，如果所送财物明确作为婚宴酒食之目的，则"不限多少，亦同娉财"[^23]。这种看似矛盾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民间习俗的尊重与引导之间的平衡——既承认聘礼的灵活性，又防止其沦为纯粹的吃喝宴请。

彩礼的使用边界还与婚姻的合法性紧密相连。在古代法律中，聘礼是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23]。《大明律》明确规定，写立婚书并"依礼聘嫁"是婚姻订立的必备仪式[^23]。这意味着，未经纳征之礼的婚姻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礼不备"，影响其社会认可度[^13]。然而，对于"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法律则不认可其为聘财[^23]。这一规定表明，立法者希望通过限制彩礼的随意性来维护婚姻的庄严感，防止其堕落为庸俗的财物交换。

在传统社会的实际操作中，彩礼的使用边界还受到阶层差异的影响。贵族阶层的彩礼遵循严格的等级规范，天子、诸侯、官员的聘礼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确区分[^13]。而庶民阶层的婚嫁则相对简单，甚至存在私奔婚、抢婚等不受"六礼"约束的形式[^13]。这种"礼不下庶人"的现实说明，彩礼的规范作用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影响相对有限。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的奢侈风气逐渐向民间渗透，导致民间彩礼也日益铺张[^1]。

彩礼的对象与条件：性别、阶层与家庭的交叉限定

彩礼的对象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多重因素的交叉限定，其中性别是最根本的维度。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女性被视为"泼出去的水"，出嫁后即成为夫家成员，不再为原生家庭承担经济责任[^27]。因此，彩礼本质上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的补偿，也是对女性生育价值和家务劳动的购买[^22]。这种性别分工的逻辑使得彩礼成为男性婚配的必要条件，而女性则不需要支付对价即可嫁入男方家庭。

阶层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彩礼的对象与条件。富裕的官宦地主乡绅阶层在嫁女儿时，通常会陪送价值超过彩礼的嫁妆，以此彰显家族实力和社会地位[^27]。嫁妆不仅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变相继承权"，更是提高女儿在婆家地位的重要保障[^30]。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通过丰厚的嫁妆，为女儿在新家庭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自主权[^30]。这种阶层内部的彩礼实践体现了婚姻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功能，通过财产转移巩固和再生产既有的社会等级。

相比之下，社会底层的彩礼实践则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困家庭而言，彩礼和嫁妆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27]。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底层家庭可能选择将女儿送做童养媳或直接出售[^27]。童养媳制度虽然使双方家庭都节省了婚礼成本，但彻底剥夺了女孩的财产权和人格尊严[^27]。卖女儿则成为贫困家庭在无法承担养育成本时的无奈选择，通常在灾荒年份或地区间经济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发生[^27]。这些非常规的婚配形式揭示了彩礼制度在底层社会的残酷性——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时，婚姻礼仪和女性权益都可以被牺牲。

彩礼的对等关系：彩礼与嫁妆的辩证互动

在传统婚俗中，彩礼与嫁妆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对等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婚姻交换的完整链条。彩礼是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聘财"，而嫁妆则是女方父母为女儿出嫁准备的"妆奁"[^22]。从表面上看，二者是反向流动的财产，但实际上它们服务于共同的目标：为新婚家庭奠定物质基础，并确立女方在夫家的地位[^30]。在传统理想状态下，嫁妆的价值往往超过彩礼，富裕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凡尔赛式"的社会炫耀[^27]。

彩礼与嫁妆的对等关系还体现在法律保障上。自宋代以降，历代法律明确规定嫁妆是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夫家无权染指[^14]。妻子去世后，嫁妆只能由其亲生子女继承；如无子女，娘家可取回嫁妆[^14]。这种制度设计将嫁妆与家庭共有财产明确区分，为女性在新家庭中提供了经济安全保障[^14]。因此，嫁妆不仅是父母对女儿的礼物，更是一种"变向继承权"，是在极端男权的传统社会中赋予女性的有限财产权[^14][^27]。

然而，彩礼与嫁妆的对等关系在现代社会中遭到严重破坏。在许多地区，彩礼持续攀升而嫁妆相对停滞，导致"有彩礼无嫁妆"或"彩礼高、嫁妆低"的现象日益普遍[^31]。这种失衡打破了传统婚姻交换的平衡机制，使彩礼异化为单纯的男方家庭负担[^20]。阎云翔的研究指出，当代新娘往往与新郎联合起来，共同向男方父母索取高额彩礼，这些资金最终成为新婚夫妇的个人财产，而非女方家庭的资助[^20]。这种转变虽然提升了个体能动性，但也削弱了姻亲关系的互惠基础，使彩礼失去了原有的道德正当性。

现代转型中的彩礼：法律规制与观念变迁

法律规制：从《婚姻法》到司法解释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彩礼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模糊到明确、从默许到规制的演变过程。1950年《婚姻法》虽然未明确提到彩礼，但其第四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的原则为后续规制奠定了基础[^23]。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订版均未直接规定彩礼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彩礼纠纷的处理缺乏统一标准[^32]。直到2024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才首次对彩礼问题作出系统性规范[^11]。

2024年司法解释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明确彩礼范围，将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以及日常消费性支出等排除在彩礼之外[^11]。第二，确立彩礼返还的基本原则，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离婚时原则上不予返还彩礼，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返还比例[^11]。第三，明确诉讼主体地位，允许婚约双方的父母作为共同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以解决实践中彩礼实际支付人与名义接收人不一致的问题[^11]。

司法解释还体现了对"天价彩礼"的遏制意图。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11]。这一规定将彩礼的合理性置于具体社会经济背景中考量，既尊重地方习俗，又防止其异化为经济剥削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将"共同生活时间"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规定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可以支持部分返还请求[^11]。这一规定试图平衡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与防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双重目标。

观念变迁：从"必须"到"可有可无"的认知转变

现代年轻人对彩礼的认知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传统观念认为，彩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体现了男方家庭的诚意和对女方的尊重[^33]。然而，随着个体化进程加速和性别平等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质疑彩礼的合理性。人民论坛的调查数据显示，当代青年婚恋难的重要原因是"为结婚准备房、车和彩礼"的巨大压力[^24]。2019年，全国结婚率已降至6.6‰，而离婚率上升至3.4‰，经济因素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变量[^24]。

"零彩礼"观念的兴起代表了现代婚姻价值观的重要转向。2017年以来，河北、江西等地相继出现"零彩礼"新婚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9]。这些新人认为，彩礼不是婚姻幸福的筹码，感情才是美满婚姻的基础[^28]。2021年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通过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等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28]。在河北省河间市，2021年以来办理的新婚登记中有不少是零彩礼和低彩礼[^28]。

观念变迁的背后是代际权力的转移。阎云翔的研究揭示，当代年轻人已不再是传统婚姻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婚姻谈判的主体[^20]。在下岬村，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向男方父母索取高额彩礼，迫使父母深陷债务困境[^20]。这种代际博弈反映了家庭现代化进程中年轻人权力的增强和父母权威的削弱。年轻人诉诸个人财产权和个体主义话语来为自己辩护，将彩礼索求包装为"取回自己的那份存款"，从而将传统习俗转变为新的财产分割形式[^20]。

然而，观念变迁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依然承载着养老补偿、家庭经济保障、社会地位象征等多重功能，短期内难以根除[^34]。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指出，高价彩礼问题在欠发达乡村更突出，要根本破解难题，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34]。这说明，彩礼观念的转变不仅取决于文化倡导，更依赖于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

彩礼的功能再审视：真正作用的多元解析

经济功能：代际财产的代内转移与资助

彩礼的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核心已从传统的"补偿"转变为"资助"。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父母通过彩礼形式将家庭财产提前转移给子代，既履行了代际责任，又避免了未来分家的复杂纠纷[^20]。这种转移具有显著的代内特征：上一代（父母）的财富在子代结婚这一关键节点上，通过彩礼渠道直接注入新建立的核心家庭，实现了跨代际的财产流动[^22]。

北京大学对甘肃L县的实证研究为这一功能提供了数据支持。调查显示，2019年当地彩礼均价达18.8万元，较2000年增长约17.8万元[^15]。这笔资金虽名义上支付给女方家庭，但绝大部分最终转化为新婚夫妇的购房款、购车款或生产经营资金[^15]。在"大干折"形式下（将所有彩礼种类折合成现金），新娘对婚事费用拥有直接控制权，彩礼事实上转变为新娘的个人财产[^20]。这一转变极大提升了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她们可以用这笔钱作为新夫妻家庭最重要的启动基金[^20]。

彩礼的经济功能还体现在其作为"婚姻支付"的仪式性特征上。在古代社会，彩礼是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大明律》规定"依礼聘嫁"是婚姻订立的必要程序[^23]。在现代，尽管法律不再将彩礼作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在民间实践中，彩礼依然是婚姻关系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33]。这种仪式性支出通过公开化的财物转移，向社区宣告两个家庭的联合，具有显著的信号功能[^25]。正如甘肃L县的"大行"机制所示，社区公认的彩礼基准价格（20万-24万元）成为衡量家庭体面程度的道德标尺，偏离这一基准可能损害家庭声誉[^25]。

然而，当彩礼金额超出家庭实际支付能力时，其经济功能就异化为沉重的负担。阎云翔指出，90年代末下岬村户均年收入约6,500元，而新郎家操办婚事的平均开支达5万元左右，包括"干折"和新建房屋[^20]。一个家庭需要工作超过7年才能负担一个儿子的结婚费用[^20]。这种经济压力导致兄弟之间的竞争升温，甚至演变为公开对立，破坏了家庭和睦[^20]。因此，彩礼的经济功能具有双重性：适度的资助有助于新家庭建立，过度的索取则造成代际剥削。

社会功能：姻亲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彩礼在社会关系层面发挥着建立和维系姻亲关系的核心作用。吉国秀对辽宁清原镇的研究表明，婚姻支付能够反映出姻亲关系的变化，与从前的婚姻偿付相比，近年来持续上升的婚姻资助标志着娘家与婆家趋于平等，从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22]。这一转变说明，彩礼不仅是经济交换，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在彩礼谈判过程中，双方家庭通过互动确立未来姻亲关系的基调。北京大学对甘肃L县的研究揭示了三种典型情境，展示了彩礼如何嵌入社区道德结构[^25]。在"以礼顺情"的合意情境中，双方家庭通过"迂回"的议价过程，既遵循"大行"基准，又照顾彼此的经济状况和道德感受力，最终达成令社区认可的协议[^25]。这种互动不仅是经济博弈，更是社会关系的仪式性确认，通过"议彩礼"的过程，两个家庭在社区道德框架内确立了相对位置。

彩礼还具有社会地位的象征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嫁妆的价值直接反映女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丰厚的嫁妆是家庭实力的展示[^27]。同样，男方支付的彩礼金额也体现了其家庭经济能力和社会声望[^13]。在当代社会，尽管彩礼的资助功能日益凸显，但其象征意义并未消失。在一些地区，女方家庭将彩礼视为女儿"嫁得好"的证明，彩礼越高，越有面子[^34]。这种攀比心理推动了彩礼的持续上涨，使其异化为社会竞争的符号[^34]。

此外，彩礼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道德整合的角色。北京大学的研究发现，"大行"作为社区公认的彩礼基准，不仅是价格指标，更是衡量家庭体面程度的道德标准[^25]。显著高于或低于"大行"的彩礼可能被视为打破道德规范，从而损害家庭声誉[^25]。因此，彩礼谈判过程必须找到方法在道德上证明价格波动的合理性，这种压力促使家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仍需顾及社区道德结构的约束[^25]。这种道德嵌入机制使彩礼超越了纯粹的货币交换，成为维系社区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

文化功能：传统价值的传承与表达

彩礼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礼"的重要体现。自西周以来，"六礼"制度将婚姻纳入礼仪体系，使彩礼成为"礼"的实践载体[^1][^13]。《礼记》记载："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1]，将彩礼提升到婚姻礼仪不可或缺的高度。这种文化传统通过历代延续，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影响力[^23]。

彩礼的文化功能还体现在其对家庭伦理的维系上。传统社会中，彩礼象征着男方对联姻的郑重承诺，体现了"自卑而尊人"的礼仪原则[^13]。在议婚过程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等环节均以雁为贽礼，象征婚约双方互相尊重[^13]。这种仪式化的交往模式，将婚姻从个人私事提升为家庭间的公共事件，强化了家族荣誉和社会责任[^20]。即使彩礼金额不断攀升，许多家庭依然坚持这一传统，认为其体现了对婚姻神圣性的尊重[^35]。

然而，彩礼的文化功能在现代语境下面临合法性危机。批评者认为，彩礼作为"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产物"，本质上是"把女性当商品在两个家庭之间买卖"，具有"人口买卖的含义"[^26]。这种观点认为，彩礼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价值相冲突，应当予以废除[^26]。支持者则反驳称，彩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否了之"，其存在有助于维护婚姻稳定，体现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26]。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司法解释试图在文化继承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司法解释承认彩礼作为"传统习俗"的合理性，将"双方当地习俗"作为认定彩礼范围的重要考量因素[^11]。另一方面，司法解释强调"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将彩礼与"借婚姻索取财物"明确区分，试图剥离其商业交易色彩[^11]。这种司法立场体现了对彩礼文化功能的审慎态度：既尊重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又防止其异化为经济剥削工具。

心理功能：承诺机制与风险保障

从心理学角度看，彩礼发挥着重要的承诺机制与风险保障功能。在古代社会，缺乏现代法律体系的全面保护，彩礼作为一种经济担保，能够有效约束婚约双方的行为，降低婚姻违约风险[^23]。一旦女方接受聘财，婚约在法律上即告成立，任何一方悔婚都将面临经济处罚[^13]。这种制度设计通过提升违约成本，增强了婚约的稳定性和可信度[^13]。

在当代社会，尽管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彩礼的心理功能依然存在。对于女方而言，彩礼金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方的经济实力和结婚诚意，是其评估婚姻风险的重要指标[^34]。在离婚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一些女方家庭将高额彩礼视为对女儿未来生活的"保证金"，认为只有经济保障充分的婚姻才能抵御风险[^5]。这种心理机制在伊朗表现得尤为明显，男方在订婚或结婚时送给女方的黄金首饰，在离婚时归女方所有，直接发挥了婚姻风险保障功能[^5]。

彩礼还具有社会心理层面的"面子"功能。在熟人社会中，彩礼金额是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34]。女方家庭通过彩礼获得社区认同和尊重，避免因"贱嫁"女儿而遭人非议[^34]。这种心理需求推动了彩礼的攀比式上涨，使其异化为社会竞争的工具[^34]。然而，随着个体化意识增强，一些年轻人开始抵制这种"为了面子而结婚"的逻辑，认为彩礼的多少不应成为衡量婚姻价值的标准[^29]。

现代婚姻的困境：彩礼是否必须

经济压力下的恐婚现象

当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婚恋压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民论坛的数据显示，中国适婚单身人口已突破2亿人，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24]。2019年全国结婚率降至6.6‰，为近年新低；与此同时，离婚率上升至3.4‰，持续走高[^24]。这一"双降双升"现象背后，经济因素是主要推手。为结婚准备房、车和彩礼已成为当代青年婚恋难的压力源，在一些地区仅彩礼就高达二三十万元，加上房车首付，总成本可达70万元以上[^34]。

经济压力直接导致了"恐婚"心理蔓延。在肯尼亚，婚姻咨询师指出，沉重的经济负担使许多男性谈"婚"色变，结婚时间不断推迟[^5]。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十分普遍。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许多年轻人将"有无感觉、是否有感情"作为婚姻决策的首要标准，但经济压力常常扼杀感情发展的可能性[^24]。当彩礼成为婚姻的"入场券"，年轻人不得不在爱情与现实之间做出艰难抉择，许多有情人因彩礼谈不拢而分道扬镳[^24]。

彩礼压力还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观察者网的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彩礼普遍高于城市，家庭越困难的地区彩礼越高[^34]。这种"逆向调节"现象源于农村地区适婚女性外流导致的性别比失衡，以及贫困家庭为提升"竞争力"而被迫支付更高彩礼的恶性竞争[^34]。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还承担着养老补偿、家庭经济保障等多重功能，使其难以简单取消[^34]。

法律与习俗的张力：彩礼的合法性边界

彩礼在现代社会的存续面临着法律与习俗的深层张力。一方面，《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36]；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承认彩礼作为"传统习俗"的合理性，将其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相区分[^11]。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实际上体现了法律对传统习俗的审慎态度：既尊重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又防止其异化为经济剥削工具。

2024年司法解释为彩礼的合法性划定了清晰边界。首先，彩礼必须基于"习俗"，即在当地有长期存在和社会认可度的婚嫁传统[^11]。其次，彩礼应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相区别，后者指一方以彩礼为名，超出合理范围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11]。第三，彩礼的返还规则体现了其有条件的赠与性质：已结婚并共同生活的，原则上不予返还；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可酌情返还[^11]。这些规定试图在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民间习俗之间寻求平衡。

然而，法律规制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习俗"的认定标准模糊，不同地区彩礼差异巨大，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如何界定"合理"范围存在困难[^11]。其次，彩礼的实际支付人与名义接收人常常不一致，导致诉讼主体认定复杂[^11]。第三，彩礼与其他赠与（如恋爱期间的礼物）的界限难以区分，容易引发争议[^37]。这些问题表明，单纯依靠法律难以完全规制彩礼习俗，还需要文化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配合。

"零彩礼"实践：观念变革的先锋实验

"零彩礼"运动的兴起代表了现代婚姻观念的重要突破。2017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零彩礼"成为新风尚》，倡导通过耐心培育和正确引导，使婚俗领域的价值观变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29]。此后，多地涌现"零彩礼"新婚案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8]。2021年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28]。

"零彩礼"实践者普遍认为，彩礼不是婚姻幸福的筹码，感情才是美满婚姻的基础[^28]。河北省河间市的零彩礼集体婚礼参与者表示，参加这样有纪念意义的婚礼，给小日子开了个好头，彩礼多少并不重要[^28]。这种观念转变体现了年轻一代对婚姻本质的重新思考——婚姻应建立在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契合基础上，而非物质交换[^29]。

然而，"零彩礼"的推广仍面临重重阻力。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承载着家庭经济保障、养老补偿、社会地位象征等多重功能，短期内难以根除[^34]。此外，传统观念中"彩礼高代表嫁得好"的认知根深蒂固，女方家庭担心不收彩礼会被认为"男方家庭困难"或"自家姑娘有缺陷"[^34]。这种社会心理压力使"零彩礼"难以在短期内成为主流。

未来展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

彩礼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习俗与法律、个体与家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从根本上说，彩礼的存续与变革取决于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指出，要破解高价彩礼难题，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34]。只有当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与东部沿海趋于均衡，年轻人才会愿意在当地安家落户，婚姻市场的地域性挤压才能缓解[^34]。

在文化层面，需要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彩礼的仪式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彩礼的传统意义在于"礼"而非"财"，是对婚姻的郑重承诺和对新人的美好祝福[^35]。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试图通过法律引导，使彩礼回归其仪式性本质[^11]。同时，各地婚俗改革实验区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弘扬婚俗新风，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28]。这些努力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婚姻回归情感本真，让彩礼回归礼仪初心。

对于现代年轻人而言，彩礼是否必须没有统一答案。在城市地区，随着个体经济独立和文化观念开放，"零彩礼"或象征性彩礼已逐渐被接受[^29]。但在农村地区，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彩礼依然承担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功能[^34]。因此，政策制定应避免"一刀切"，允许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冯仕政的研究也表明，婚俗改革应尊重地方文化多样性，通过示范引领而非强制命令来推动观念转变[^28]。

结论：理解彩礼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本研究通过历史溯源、跨文化比较、理论阐释和现实分析，全面揭示了彩礼现象的多重面向。核心发现表明，彩礼绝非简单的"封建陋习"或"文化糟粕"，而是承载着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功能的复杂制度安排。其历史演变轨迹清晰地反映了从礼仪象征到财产交易、从家庭间互惠到个体财产权、从社会稳定器到社会矛盾源的转型过程。

从历史维度看，彩礼起源于西周"六礼"，其初衷在于通过仪式化的财物转移确立婚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1][^1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彩礼逐渐沾染上买卖婚色彩，但其核心功能始终是维系姻亲关系、保障婚姻稳定、传承家族价值[^23]。这一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并非中国独有，印度嫁妆、伊朗双向支付、肯尼亚彩礼等习俗均反映了婚姻支付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5][^14]。

从理论维度看，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和婚姻交换理论为理解彩礼提供了互补的分析框架[^22]。偿付理论解释了彩礼的补偿逻辑，资助理论揭示了其代际转移功能，交换理论则凸显了其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20][^25]。三种理论共同建构了对彩礼现象的整体性理解，说明其既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行动和文化实践。

从现实维度看，彩礼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矛盾角色。一方面，它依然是许多地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承载着家庭经济保障、社会地位象征、婚姻风险担保等功能[^34]。另一方面，高额彩礼已成为年轻人婚恋难的重要压力源，导致恐婚、晚婚、不婚现象蔓延，甚至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冲突[^24][^34]。这种双重性使得彩礼问题无法通过简单的"废除"或"保留"来解决，而需要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寻求平衡。

关于现代人结婚彩礼是否必须，本研究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答案，而应区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在城市地区，随着个体经济独立和现代婚姻观念普及，"零彩礼"或象征性彩礼已成为可行选择[^29]。但在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性别比失衡、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彩礼依然承担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功能，短期内难以完全取消[^34]。因此，政策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通过婚俗改革实验区探索多元路径，而非强制推行"零彩礼"[^28]。

彩礼的真正作用在于其多重功能的叠加：经济上是代际财产的代内转移，社会上姻亲关系的建立维系，文化上传统价值的传承表达，心理上是承诺机制与风险保障[^13][^20][^22][^25]。这些功能在现代社会中部分弱化、部分强化、部分异化，导致彩礼的整体意义发生偏移。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司法解释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彩礼回归其仪式性本质，剥离其商业交易色彩[^11]。这一司法立场体现了对传统习俗的尊重与现代价值的坚守，为彩礼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制度框架。

最终，彩礼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法律规制和文化倡导，更取决于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只有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家庭对彩礼的经济依赖和功能期待[^34]。同时，需要持续推动性别平等，提升女性经济地位，改变"嫁女即失"的传统观念，使婚姻真正成为基于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契合的平等联合[^26]。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应发挥主体作用，通过个体实践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让彩礼回归"礼"而非"财"的本义，使婚姻回归情感本真[^35]。